博物馆小知识：重新审视博物馆的“纯真”性！

博物馆小知识：重新审视博物馆的“纯真”性！

博物馆陈列布展公司提示：在通常的认知中，博物馆被视为一个远离世俗的清净之地，一个保存和观摩艺术品的文化实体。

从词源上看，博物馆在西方起初的意思是“缪斯之家”，按照古希腊神话的说法，掌管艺术的九位缪斯是记忆女神和宙斯所生，所以博物馆是朝向过去的，它守护着人类的历史记忆，不和当下的现实打交道。

从功能上来看，博物馆为公众提供审美教育，通过对艺术品的展览、布局来促成审美经验的形成，因而它是无功利的。

从艺术本身来看，艺术自立门户之后，需要有自己独特的生存领域，同芜杂的生活隔离开，而博物馆成为确认艺术身份和标准的重要机构。总而言之，博物馆是中立的、脱俗的、“纯真”的审美大殿般的场所。

然而，正如艺术是一个晚近的概念，博物馆也是现代的发明。
尽管中西方都有着发达的艺术收藏和品鉴传统，但作为公共的艺术展示的博物馆，出现于18世纪后期的西方，距今亦不过200多年。

时至今日，博物馆成为艺术品筛选、保存和展示的重要载体，但作为一个历史范畴，并非没有对它进行反思和质疑的声音。

这其中，知名的是杜威在《艺术即经验》中的看法。杜威想要恢复艺术品与日常经验的连续性，他认为，把艺术品从它们原先的环境中分离出来，收藏到博物馆中，艺术与经验就分道扬镳了。杜威对艺术博物馆的批判可谓是“釜底抽薪式”的，他指出这样一个事实--“欧洲的绝大部分博物馆都是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兴起的纪念馆”。

杜威批判博物馆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线，他认为，“艺术品是附属于神殿、广场以及其他相关的生活形式的”。这一点和大卫·卡里尔在《博物馆怀疑论》中所反驳的博物馆怀疑论者的观点是一致的。博物馆怀疑论者认为，艺术品离开原初诞生的产地，从饱含感情色彩的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，就变得苍白了。他们不认为过去的艺术能够在急剧变化的新语境下存活。

按照这种观点，博物馆是艺术的坟墓，每一件艺术品在进入博物馆那一刻就已经“死”了，成为文化标本和化石。博物馆为一件件作品提供了展览的舞台，它们仿佛被置于聚光灯之下，吸引着观众的全部注意力。

但是亮光之下必有阴影，博物馆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，即很长时期以来，艺术作品都是为着某个特定的目的而创作的，它们属于另一个世界，或是宫殿，或是教堂，甚至坟墓。

当它们来到博物馆之后，就失去了原先的功能，成为纯粹的审美对象，不同风格、年代、文化背景的艺术品被并置到一个空间内，仿佛离开了大海而被放置于水族馆里的鱼。

举例来说，一些今天被视作艺术的对象曾经是功能性的，是当时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。

比如，非洲原始部落祭祀用的雕刻品，它们所由之诞生的文明坍塌了，于是这些雪泥鸿爪般的遗物褪掉原先的实用底色，成为纯粹的艺术形式。

博物馆陈列布展公司告诉您：又如，古代西方的壁画艺术本来与教堂或寺庙等是有机的整体。但是，博物馆中的壁画给观众一种错觉，似乎它们和任何架上绘画一样，独立于原先的特定环境。

从博物馆怀疑论者的视角来看，博物馆强行隔绝了艺术品与世界的联系，它所保存的只是浩瀚文明中的吉光片羽而已，前人的生活世界、思维方式再也无法复原。

布迪厄在《艺术之爱》中指出，尽管社会向所有人提供了进入博物馆的可能性，但是，只有那些有着实际可能性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。他的意思是，就算博物馆的门票费用低廉甚至免费，也不是人人都有条件训练出审美眼光和趣味。

博物馆从潜在上排除了那些缺乏相应文化资本的人，反而确认和强化了社会区隔的存在。博物馆尽管是一个公益机构，却有着无形的门槛。

此外，博物馆天然地被赋予了一种权威性，其趣味和立场主导着整个社会公众看待艺术的标准。博物馆建构出了一个话语空间，其间的策展布局实际上就是一种叙述话语，人们并非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看法而不受权威的限制，但在确定政策、布置展品等方面，掌握权力的是艺术圈的一小部分人，公众是没有决定权的。

由此可知，博物馆不是一个仅仅储存和展览艺术品的“纯真”之地。在博物馆中，不同时代的作品“穿越”到同一平行时空，如果观看者不了解其所指涉的意义和知识，就会从客观上造成一种非历史化、平面化的效果。

而艺术品本身不会开口说话，要想知道它所表达的含义必须借助阐释，通过阐释来建立它与原初语境之间的联系。

博物馆本身可以成为一个富有创意的阐释框架，它的布展有意识地引入历史视野，让同一时期或流派的作品并置，使得观众以比较的眼光看待艺术品之间的关联，阐释便在不经意间出场了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博物馆重在文化的流通而非区隔，它提供的不单是视觉上的愉悦，更赋予了我们智性上探寻的潜能。

观众对艺术的评论、解读，以及由此产生的审美经验赋予了它们另一重生命，使其原先的意义穿过重重的时间迷雾，得以重见天日。

因此，博物馆是否“纯真”也许并不那么重要，尽管它造成了作品的“背井离乡”，但开启了一个通往过去或异域的旅行通道，功不可没。

汉斯·贝尔廷在《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》中提到，博物馆是作为艺术史的“盟友”而存在的，它意在呈现艺术发展进程的某种理想秩序。

然而，当艺术的内部统一性终结，博物馆的深度化、历史化的叙事模式是否会被打破，它又该何去何从，也许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。